赵刚

赵刚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任国家基础教 育实验中心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家庭教育》、《家教指南》杂志社社长。“CETTIC家庭教育指导 师”主讲专家。研究家庭教育多年，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家庭教育、子女教育成本等领域有一定研究成果、致力于国内外、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合作与推广活动。主编有《中国家长学校系列教材》，倡导家庭教育管理、教学内容的时代化与科学化，走有中国特色的家长教育体系。倡导的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家庭 学校合作推广方案均取得较大的社会影响。

赵刚：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长教育

《中国教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您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部门在家庭教育的态度上发生过哪些变化？
赵刚：家庭与家长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与作用我们无须再去讨论，我们都知道它在人的成长与发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认为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态度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以国家主办的学校教育形式占绝对主导地位，民间教育、私人空间的教育手段与影响微乎其微。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述和政策性的表述，但与现在家庭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无法相比。我是1980年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当时系里只有一个专业叫“学校教育专业”，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代表了那个时期各级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态度。

第二阶段：从1980年到1998年这18年。因为这一阶段我国将“一对夫妻只生一胎”作为基本国策，每个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造成追求子女数量不为政策所允许的局面。人类望子成龙成凤的本性，促发他们追求数量不成转而追求孩子的成长质量。家庭开始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家庭教育这一传统注重孩子成人教导的形式，又极大地强化了指导孩子成才的训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口号反映了这一阶段家庭对子女成长、高质量教育的强烈需求。1998年，高校扩招，正是国家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望这一需求的回应。

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随着第二代独生子女的出现，家庭对子女成长的高期望值助推了家庭子女教育的投入、民间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家校合作、亲师合作等教育形式。尤其是教育部门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提出，将家庭这个社会因素推到管理与法制层面，化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成为日益突出的教育命题，也成为教育管理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既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回归教育本源的反映。

当然，这个划分只是我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中国教师》：您认为大学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上对家庭教育的倾向度如何？您是如何看待贵校该专业的设置与发展的？

赵刚：我觉得大学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上对家庭教育的倾向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好兆头。现在大学的幼儿教育专业，家庭教育学是必修课，其他专业多为选修课，也比较受欢迎。我在学校开选修课时，学生从开学时的25名增加到期末时的38名，一些外校、访学进修教师都很感兴趣。我校有个“净月论坛”，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名为《家庭教育学：一个对您未来教育工作与家庭建设都极有价值的学科》的演讲，报告厅座无虚席。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提升一个人的人生质量与幸福指数。成家、立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前者体现一个人在私人空间的生命意义，后者检验一个人在公共空间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家庭生活不幸福的所谓事业成功，不是一个有效而完整的人生。师范大学的学生进入教育岗位，面对的不仅是学生，学生背后的父母、祖辈和家族成员这个群体对他的影响与支持更大、更深远。一个漠视学生家庭因素与家庭教育的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一定不会做出有效的工作业绩。那些有影响的教师，如被称为“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李镇西，不仅自身专业突出，而且在家庭教育、亲师合作方面成果丰硕，著述颇多。家庭教育这门学科，可以说是一门惠己惠人、提升工作质量的必修课。

据我所知，美国近30余个大学设有家庭生活学系，培养指导家庭生活建设的高端人才。我国有近四个亿的家庭，需求不言自明。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高校改革与转型，这个专业会有突发性的增长。我校与国内多所师范大学都招收家庭教育学方面的研究生，正是要应对这个变化。但是在我国，由于体制性的各种积弊，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分类，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教育思维体系中。今天的教育科学子学科分类，伴随着人权意识、新技术革命与家庭分层等因素的影响，亟须重新洗牌与划分。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与支持已不言自明，家庭在左右着我们学校教育的格式与管理，家庭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基础性体系，亟须从政府管理、学术理解、学者自强等多层面予以关照与提升。改变目前层次低、研究脱离现实需求等困局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相信前景会非常乐观。

《中国教师》：您认为家庭教育专业的特点与问题在哪？

赵刚：家庭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基础体系。许多教育问题往往都归因于家庭与亲子关系等因素。由于我国师范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多进入学校等公共教育机构，而家庭教育多为私人空间的行为，并未出现有效的指导形式与就业、赢利模式，使家庭教育专业单独设置还有许多认识、市场需求、学理等层面的瓶颈。比如说，现在许多学校认为管理好学生是份内工作，并无硬性要求去管理或教育好家长。这个认识直接制约了有效的家校合作，家长与学校的对立多于协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核心内容是社会参与，让家长参与教育、民主监督。另外，学校这些公共机构有义务为家长搭建学习的平台，推动家长教育，提升他们的家庭教育质量。从发达国家教育的发展来检视我国教育的走向，尊重家长的教育权，并将家长看作重要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与尊重。

《中国教师》：目前，家庭教育中存在众多问题，如过度保护与过分宠爱等，而且现在不少家长会让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或者兴趣班，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正确教育子女？

赵刚：这个问题较大，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明。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长教育，国外又称“亲职教育”，即增进父母自身职能。一个家长自身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对未来社会就业走向等问题的把握，决定子女的人生质量。所以，家长要善于学习，要有家庭教育的大情怀与大格局。家长要知道过度保护与过分宠爱只会使孩子永远置于优秀的社会人之外。人生更多的时间是在职场，而不是学校这个小考场。违背孩子意愿与兴趣的强制训练与辅导，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今天很多青少年问题，究其实质，多是家庭原因与家长因素造成的。比如前一阶段颇受国人关注的李天一案，就反映了这个实质因素。有人撰文说，李天一获刑十年，从一个可爱的孩子变为囚犯，他不是让检察官送上法庭，也不让法官送进监狱，而是让他的家长送入牢房。他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中重智轻德，只能吞下自酿的苦酒。有相关数据表明，“文革”以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占全社会犯罪的30%，近年，青少年犯罪上升到社会犯罪的70%～80%。某法院对135名违法犯罪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因父母教育不当导致的占91%，所以说，青少年问题多源于家庭，显示在学校，危害在社会。教育问题学生是治标，教育问题家长是治本，改变中国的教育必须从改变家庭开始，从教育家长开始。

《中国教师》：您认为如何平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较好的衔接？

赵刚：教育是一个综合体系，家庭教育是基础体系，是一个人习得适应社会、为人处世等生活能力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则是一个人掌握专业性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机构，而社会则对以上两种教育进行反馈与检验，影响人的终生。这三种教育中的任何一种教育都不能摆脱另外两种教育而独立存在。学校教育一家独大，既有历史性原因，又有当前应试教育等深层次原因。随着素质教育、终身教育、信息技术及社会用人制度的改变，学校原有功能已大为减弱。一个欠缺优秀家庭教育的人的人生注定是灰色的。家教不好，送孩子去再好的学校也没用，孩子更无法立足于社会。所以，今天我们要促进“三教”的有机融合，要从国家管理、法规强制、家长观念转变、学校与家庭合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

我在2011年参与了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持的一项国家教育科研课题，并在年底向教育部党组递交了《关于我国家庭教育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的报告》，受到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教育行政部门要真正管理家庭教育，组建中国的教师家长联盟，建立中国家长学院或全国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尽快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确保家庭教育的管理体制与支持体系，真正把家庭教育市场管起来，打击家庭教育中的假、伪、劣，提升家庭教育事业水平，适应教育改革，真正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教师》：我国很早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多半是“严父慈母”的情况，那么您认为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对孩子成长有哪些影响？

赵刚：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生活形态无形中把养、育混为一体，变成女性的职责。男性只管挣钱养家而放弃对子女的管教，这是一个民族的陋习。“严父慈母”体现了性别特点，并不意味着男性视教育孩子为婆婆妈妈的小事和女性的责任。一个人的成长如果欠缺父性元素，会对他的自信、胆量、生活智慧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个结论既有人类成长史的例证，又有相关研究的佐证。男性、女性对教育孩子具有同等责任。凡无视孩子教育的父亲，尽管他积累很多家产，如果子女无能，这些财富也要归于零。优秀的家族之所以世代兴盛，大多注重后代的教育与引导，深信孩子才是家庭最重要的财产，而不是什么房子、票子、车子……
我访问过以色列，看到犹太教义上有一个重要训诫：父亲是上帝送给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明确规定了男性的教育责任与义务。如果放弃或失责，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犹太人失去家园两千余年，流落之地，许多公共教育资源不对他们开放，但犹太人通过家庭教育这一有效形式来培育后代。这个民族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愈发强大。全球一千余万的犹太人拿走了诺贝尔各种奖项近乎四分之一，犹太人今天成为智慧与财富的代名词。犹太人这些优秀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与学习。

《中国教师》：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进行思考，您认为在家校联合方面，他们应该怎么做？

赵刚：如同上面我提到的李镇西老师在专业与家庭教育方面取得双丰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一榜样作用对广大一线教师会产生这样一个启示：只做确定了的工作是在做职业，做了深受学生、家长欢迎的工作是在做一项事业。从教师升华为令人尊重的教育家，一定是带着一棵爱心，从家校共育、亲师合作的共同角度来对待工作对象，让每一个鲜活各异、身心不同的孩子具备适应未来社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尤其是班主任老师，更是连接家庭与学校重要的纽带与桥梁。随着广大家长对学校质量要求的提升，必然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水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好的教师就必须面对这样的需求，从学习家庭教育相关知识入手，有与家长分享教育成果、共担教育责任的意识，既要把传统的家访、家长会等联系方式办好，又要运用新技术手段开发更有效、丰富多彩的亲师合作方式。另外，教师要充分将家长这个群体资源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参与决策、教育教学、义工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这在许多学校和教师工作中都有成功的范例。一个好的教师，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的评价上，更表现在家长的口碑中。

《中国教师》：您对我国家庭教育有哪些寄语？

赵刚：家庭教育是一个人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后的基本职责与刚性需求，它不仅是一家一户的私事，更关乎民族素养与国力强盛。今天忽视了家庭教育，我们的学校、社区、单位会为明天的劳动力素质不稳定、效率低下而付出代价。人们应该重视家庭教育与家庭的力量，这会助推我们的学校教育质量，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